这篇本是作者为上周的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节所写，是一篇高质量的辩护文，实际上也是一篇反驳文，反驳的主题是：早期教会各地方教会是平等的，罗马起初并没有特别的权力——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一如既往的，这篇文章也继续了作者干货满满的风格。

 

 

前段时间作者无意中看到一篇介绍圣坡旅甲的公众号文章，其中写到2世纪的早期教会中存在复活节庆祝时间的争议，简单来说就是由于1世纪之后犹太人被逐出罗马城，西方教会逐渐决定不再按犹太历庆祝复活节，而亚细亚的东方教会则希望遵循犹太历逾越节的日期。

 

这位公众号作者提到士麦那主教坡旅甲[Polycarp]代表东方教会去罗马见教宗阿尼塞图斯[Anicetus]，这件事发生在大约公元150年，但两人都不能说服对方。这件事来自坡旅甲的门徒圣爱任纽[Irenaeus]的记载，他随后说：

 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互相沟通，在教会里阿尼塞图斯将圣体圣事的主祭让给了坡旅甲，显然是出于尊重，他们和平地分开了。”

 

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复活节之争，整个一次争议持续了近乎整个二世纪（c. 120 -190  AD）。

 

那篇公众号的原文片段

 

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第一次复活节争议并没有得到一个结论，然而罗马主教阿尼塞图斯(根据爱任纽的说法)很明确地，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统一与和平，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导致分裂，而和平地结束了这场争论。但，这并不足以说明2世纪时罗马教会在所有教会中没有主导地位，从这件事情完全无法得出这个结论。因为你完全可以为了维护统一而搁置争议，也完全能出于尊重和对兄弟的爱而做出谦让(事实上这正是阿尼塞图斯所做的)，而罗马主教的另一个头衔就是“基督的众仆之仆”(见路22:26)。

 

然而这位作者居然标注“哪知后来罗马一家独大，走了偏路”，我不知道罗马和各地教会彼此尊重怎么就能得出“罗马当时没有某种‘独大’的超越性”这个结论，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；如果是这是历史问题，那么我希望看到他所参考的历史证据，以及如何从那些文献来证明罗马在二到三世纪没有超越性，而各地教会是平等的关系，而不是随意地写一个没头没尾地标注。我只需问作者一个历史问题：您认为第一位罗马教宗是谁？

 

 

 

针对早期教会的这个误解，在这篇反驳文的开头，我希望首先澄清本文的讨论范围：本文只针对“早期罗马教会相比其他各地教会有着绝对超越的权威”这一论题给出历史论证，不涉及相关圣经解读或神学论证，这些是另外的长篇话题。另外，我只会重点分析1至3世纪的早期教父著作，但会在最后一部分中捎带列举4至5世纪的历史证据。

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。

 

 

反驳证据一：圣爱任纽对于罗马教会权威的直接表述

 

事实上，从2世纪初安条克的圣依纳爵[Ignatius]的七封给各地教会的书信、第三任罗马主教圣克莱蒙[Clement]“指责并教导”格林多教会的书信中，都能看出罗马教会有着特殊和最高的教导权和决策地位，在众教会中从最开始就有独特的权力和超越性。

 

然而我在这里暂时把这些书信佐证放在一边，首先我们直接引用这位公众号作者所引用的圣爱任纽[Irenaeus]的同一本书里关复活节之争记述的后文(因为他看起来至少认可爱任纽证词的有效性)：

 

但是，由于计算所有教会的宗徒传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，因此，有一个最伟大、最古老、最广为人知的教会——就是由两位最光荣的宗徒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创立和建设的教会，她的传统是从宗徒那里继承来的，她通过主教的传承所宣讲的信仰甚至降至我们这里(里昂)。因此，我们指出，从而有别于所有以任何方式组成的不当集会(指没有主教传承的“集会”)，不论是因为自私的方式、虚荣、还是盲目和错误的看法。因为这个教会(罗马教会)，由于其更高的原初，整个教会——我指的是各地方的信徒，必须做出认同，在其中的宗徒传统一直被各国的人们保存着。

圣爱任纽:《驳斥异端书》第三卷第三章，作者自译

（注：《驳斥异端书》断代大约在公元180年左右）

 

在这一章中，爱任纽不仅列出了从伯多禄开始的前14位罗马主教的名单，并且他说，分辨一个教会是否正统的方式就是看其是否传承自基督的宗徒，而各地方的教会必须对罗马教会中的“宗徒传统”做出认同。这个见证的年代是如此之早，早至公元180年，而爱任纽本人又师承宗徒若望的门徒，至少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出，在早期教会中，一个正统的思想就是：如果你想成为正统的基督教会，就必须要和罗马共融，而罗马教会的教导又通过她的主教传承、传播至各地。

 

里昂的爱任纽，主教殉道

 

 

反驳证据二：《克莱蒙一书》的用词及历史背景

 

此外针对早期罗马教会这个问题，我们还可以给出宗徒时代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当时罗马就有独特地位。我们不妨就从爱任纽在《驳斥异端书》中对克莱蒙那封书信(即《克莱蒙一书》)的说法开始：

 

“在克莱蒙的时代，格林多的兄弟中发生了不小的争吵，于是罗马教会向格林多教会发出了一封非常有力的信，劝他们和平相处，更新信仰...凡愿意的人，可以从这书信中学习，并辨别教会的宗徒传统。”

圣爱任纽:《驳斥异端书》第三卷第三章，作者自译

 

克莱蒙一世，教宗殉道

 

克莱蒙的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，圣克莱蒙[Clement]是第三任罗马教宗(圣里诺的继任)，伯多禄殉道后继任罗马主教，他的名字被保禄在《斐理伯书》4:3中提及。上面提到的《克莱蒙一书》写于公元80或96年(断代存在争议)，是年代最接近新约宗徒书信的一封早期教会文件。关于这封书信，正是爱任纽所记录的“格林多的兄弟中发生了不小的争吵，于是罗马教会向格林多教会发出了一封非常有力的信”这件事。下面，我引用这封《克莱蒙一书》原文来证明罗马教会在一世纪的训导权：

 

所以弟兄们，宁可顺服天主，不要效法那些因骄傲和悖逆，作可憎之徒首领的人...如果我们轻率地屈服于那些企图挑起纷争和骚动的人的倾向，使我们远离善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小伤害，而是极大的危险......因此，接近如此美好且众多的榜样，正确的做法是俯首顺从并履行服从的职责...如果你们服从我们所写的话语，并通过圣神的引导根除你们嫉妒的非法愤怒，我们将会因此而感到喜悦。我们在这封信中为和平与团结所做的代祷，就是为了这一目的。我们派出了忠诚而谨慎的人...我们这样做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，我们全部的关心一直并且仍然是希望你们尽快得到和平。

《克莱蒙一书》, 14， 63，作者自译

 

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：

 

第一，在书信的最后，罗马教会明确表达了格林多教会在争议问题上“正确的做法是履行顺从的职责”并且“服从我们所写的话语”，这里所说的“服从”不仅是服从神圣的启示、宗徒的教导、也是指服从罗马教会针对此事的劝诫。

 

第二，在这封书信中，克莱蒙使用的代词一直是“我们”而不是“我”，这表示他是在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发出劝谕；而在古希腊-罗马的写作传统中，通常只有国王、皇帝等全体人的领袖才可以使用“我们”来发布文件，因为这象征这个人所说的话可以代表全体民众(类似路易十四的“朕即国家”)。这种文书中使用“我们”的习惯一直被后来的欧洲国家所延续，比如英国国王的政令或书信中就会使用“我们”来表示君主级别的权威性，这被称为“the royal 'we'”。

 

第三，也是不常被人提及的一点，就是在这封书信写作的时候若望宗徒还在世，并且依然活跃在帕特莫岛。而注意当格林多教会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议和动荡时，格林多人并不是写信给离他们更近的、身为宗徒的若望求助(格林多和帕特莫岛都在东方希腊地区)，而是写信给远在罗马的罗马教会请求解决问题。这是一个公元一世纪末的历史事实，并且不是一个小事件，这向我们展示了伯多禄在罗马的继承者的权威，也向我们展示了早期基督徒是如何看待罗马教会的，这像是一种明确的宣言——一世纪的罗马主教这个角色的活生生的现实。

 

在帕特莫岛的圣若望

 

 

反驳证据三：圣依纳爵的七封书信中对罗马的恭敬和顺从

 

安条克的圣依纳爵(公元37-110年)是一世纪安条克的主教，也是宗徒若望的门徒，直接受教于宗徒。他在二世纪初被迫害，从安条克一路押送至罗马处死，在被押送的路上，他一共给沿途的教会写了七封书信，分别是：至厄弗所教会书、至马格尼西亚教会书、至特拉利亚教会书、至费城教会书、至士麦那教会书、至坡旅甲书、以及至罗马教会书。

 

安条克的依纳爵，主教殉道

 

依纳爵的这七封书信，只要原意上网搜，任何人都是能阅读得到的，如果你读过就会明确地知道：在除了《至罗马书》之外的六封至各地教会主教的书信中，他都多多少少写了许多劝诫、甚至教训的话(比如劝诫要谦卑、尊崇主教、警惕假教师等)，或是给各地教会讲解一些教理(比如圣体的奥秘等)；然而，只有《至罗马教会书》中，他不仅没有任何的劝诫或教导，甚至行文用词都明显不同于另外六封书信——非常的恭敬和顺从，只是请求罗马教会在他被押送至罗马时不要出面救他，而是允许他的殉道。

 

在通读七封书信时，我们能感到依纳爵似乎面对各地主教时，他把他们都看作是和自己平等地位的兄弟，只有对待罗马教会时，他不把他们看作与自己平等的，而是教权高于自己的教会。正如上面提到，唯独致书罗马时他没有任何致书兄弟一般的劝诫或训导，他似乎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对罗马教会做任何教导，甚至连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都没有，——要知道圣依纳爵也是若望的门徒，宗徒亲自教导和按立的主教啊！一改常态地，他只是解释了自己的情况，并请求罗马理解他并允许他赴死之类。

 

在这里，我给出《至罗马书》的开头，给大家体会一下：

 

依纳爵，致信那通过至高天父的威严，和他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蒙受仁慈的教会(即罗马教会)；这教会是蒙爱并被天主的旨意所启迪的，他的一切旨意都依据着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的爱；这教会也在罗马地区处于领导地位，堪称配得上天主，配得荣耀，配得至高的喜乐，配得赞美，配得实现她的一切意愿，配得被视为圣洁，她在爱中为首，她由基督和天父所任命，我也以天主之子耶稣基督的名向她致敬，向那些在肉身和灵性上都团结一致，遵守天主每一条诫命的人们；那些不可分离地充满天主的恩典，从一切异端的污点中被洁净的人们，我祝愿他们无可指摘地拥有丰盛的喜乐，以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之名。

圣依纳爵《至罗马教会书》，作者自译

 

之后，在请求允许他殉道的段落中，依纳爵继续说：

 

你们(罗马教会)从来没有嫉妒过任何人，而是教导别人。现在，我希望你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实你们在教导他人时所要求的，我只请求你们为我祈求内在和外在的力量，使我不仅能口上宣称，而且能真正意愿(殉道)......

圣依纳爵《至罗马教会书》,3，作者自译

 

从这些段落中，我在之前做出的描述都能得到证实，即安条克主教依纳爵对罗马教会的恭敬和顺从，完全不同于对待其他地方教会的态度。

（注：再次提醒，《至罗马书》写于公元110年，如此之早，甚至还是宗徒时代末期。）

 

 

反驳证据四：其他早期文献中对罗马教会权威的见证

 

首先推出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早期教会文献——《何而马牧人书[The Shepherd of Hermas]》，有时也被简称为《牧人书[The Shepherd]》。这部文献的成书时间可以早至公元80年到一世纪末左右，许多早期教父如奥利金等，认为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位罗马著名的早期基督徒，即保禄在《罗马书》16:14中提到的何而马[Hermas]。

 

该书在早期教会中极其受重视，甚至被一些主教比如爱任纽视为新约正典，在新约最早期的羊皮卷抄本之一“西奈抄本”中也包含了《何而马牧人书》，可见这部一世纪末的著作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。它是一本带有预言性质的寓言书，包含了一系列神视，内容和《若望默示录》有诸多相关的地方。

 

 

以下是《牧人书》第一卷的结尾：

 

兄弟们，现在我向你们讲述我在睡梦中得到的启示。一位外貌俊美的年轻人对我说：“你认为给你书的那个老妇人是谁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是女预言家西比尔。”他说：“你错了，她不是西比尔。”我问：“那是谁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是教会。”我又问他：“那为什么她是一个老妇人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她是首先被创造的，正因为如此，她才是年老的，世界也是为了她的缘故而被创造的。”

 

之后，我在家中看到了一个异象，那位老妇人来到我面前，问我是否已经将书交给了长老们...她说：“...你要写两封信，一封送给克莱蒙，另一封送给格拉特。克莱蒙将把他的那封送至各个国家和地区，因为他是被获准做这事的。”

《何而马牧人书》1:2，作者自译

 

在这一段里，最后被提到的克莱蒙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罗马主教克莱蒙一世，而在这里很明确地传递了一个被早期教会视为常态的规则：即要向各地和各国的教会发送正式文件，必须要通过罗马主教才能发布，正如书中所说，“因为他是被获准这么做的”，否则，为什么书中的“老妇人”要特地嘱咐作者把书寄给克莱蒙，然后再由他发送至各地？

 

第二段引用来自格林多的圣狄奥尼修斯的《至教宗沙德书》，写作于大约公元170。圣沙德是伯多禄后的第12任罗马主教，任职于162年/168年至170年/177年，被称为“仁慈教宗”。

 

你们(罗马教会)从最初就习惯在各方面善待众弟兄...你们罗马教会保持了罗马世代的习惯，你们受祝福的沙德主教不仅保持了这种习惯，而且还补充了它，给圣徒们提供了丰富的供给，用祝福的话语勉励来自外国(即罗马以外地区)的弟兄，就像慈爱的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样。

 

今天我们庆祝了主日，在主日宣读了你(沙德)的牧函，每次我们宣读它，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建议，正如我们之前宣读来克莱蒙写给我们的书信一样。

圣狄奥尼修斯《至教宗沙德书》，圣优西比乌《教会史》4:23，作者自译

 

在这封格林多主教狄奥尼修斯写给教宗沙德的书信中，不仅能看到他对来自罗马的牧函的尊重——在主日的礼仪上宣读，并且也印证确认了前面所提到克莱蒙写给格林多教会的劝谕牧函，以及其所包含的权威。

 

圣沙德，教宗殉道

 

关于此事，早期教会最伟大的历史学家——圣优西比乌[Eusebius]在他的《教会史》同一章中引用这封书信并说：

 

“教宗克莱蒙(St Clement, AD. 92-99)和沙德(St Soter, AD. 167-174)的书信在各地教会中跟圣经一起宣读。”

 

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甚至早至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，在新约正典都还没确立的时候，罗马主教的书信就会在神圣礼仪(弥撒)中当作通谕宣读，被认为是对各地信徒们有约束力的教导，这种会在初期教会的礼仪中宣读的圣经以外的文件，除了罗马主教的书信，就只有被认为是神圣启示的著作(比如宗徒的书信、仍在争议中的《何而马牧人书》等)。

 

格林多的狄奥尼修斯，主教殉道

 

下一段引用来自3世纪的教父——迦太基的圣西普良[Cyprian of Carthage]，他是特土良的门徒，约公元248年被立为迦太基主教，他致力于辩护和驳斥异端，写下了一系列对基督教影响深远的著作和论文，于公元258年左右殉道。

 

在写于251年的《论大公教会的统一》中他写道（这篇更是重量级）：

 

如果有人考虑和检查这些事情，就不需要冗长的讨论和辩论了...主对伯多禄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你是伯多禄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...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...”复活后，他又对同一个人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虽然他赋予了其他宗徒同样的权力，但他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座位[希腊语: Cathedra]，他以自己的权威为这种统一建立了一个源头。事实上，其他宗徒和伯多禄一样，但伯多禄被赋予了首要地位，由此清楚地表明，只有一个教会和一个圣座[Cathedra]...如果有人不持守伯多禄的统一，他认为他能持守真道吗？如果他离弃了伯多禄的圣座，他能相信他是在教会里吗？

西普良，《论大公教会的统一》4，作者自译

 

这篇3世纪的引用本身已经够清楚了，不需要我再分析什么。

 

迦太基的西普良，主教殉道

 

除了以上这些各早期教父的证词之外，尤其重要的还有来自各位早期罗马教宗们本人的作品或行为，透过他们的这些举动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殊角色和权威。比如圣维笃一世(Victor I, 186－197年在任)在第二次复活节争议中，绝罚了整个小亚细亚教会，对于此事，尽管其他主教劝谏他改变主意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并没有说他没有权力做件事(其他主教认为他有权这么做，但劝他不要这么做)。

 

 

维笃一世，教宗殉道

 

由于如果我要把所有早期教会的证据都一一列举，那么恐怕会写成一整篇论文那么长，因此3世纪之后的文献我就不贴出来了。在此我把稍晚期的一些历史证据标题和章节列举如下，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来看：

 

迦太基的西普良[Cyprian of Carthage]: Letters 48:1 (AD 251), Letters 51:1 (AD 252), Letters 54:14 (AD 252)

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[Eusebius of Caesarea]: 教会史[Church History] 5:23-5:24 (c. AD 312)

教宗尤利乌一世[Julius I]: Letter on Behalf of Athanasius (AD 341)

塞尔迪卡主教会议[Council of Sardica]: Canon 3 (AD 342)

努米底亚主教圣奥普塔特[Optatus of Milevis]: Schism of the Donatists, 2 (c. AD 367)

圣热罗尼莫[St Jerome]: Letters 15:2, 16:2 (AD 376)

圣奥古斯丁[St Augustine of Hippo]: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Epistle of Manichaeus, 4:5 (AD 397), Sermons 131:10 (c. AD 411)

教宗圣策肋定一世[Pope St Celestine I]: Letters 17 (AD 414)

教宗圣英诺森一世[Pope St Innocent I]: Letters 29:1 (AD 417)

厄弗所大公会议: Session 2 (AD 431)

 

 

最后提一句，基督信仰所通用的宗徒信经，也就是“使徒信经”，之所以被这么称呼，不仅是它是宗徒教导最忠诚的撮要，也因为它是罗马教会早期的洗礼信经，正如《天主教教理》第194条所说：“它的伟大权威来自这个事实：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，此教会由宗徒首长伯多禄坐镇，并在此带出共同宣信的方式。”

 

 

最后，作者想说，早期教会的历史溯源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在讲述时一定要把事情讲完整，不能只战战兢兢地引用文献中的几段话，而且，通过一件事的一个片段也不能直接得出某种广泛的结论，这在逻辑上是无法接受的。如果想要自己的文章拥有一定的可信度，任何非常识性的历史叙述都要有具体的出处或引用，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，若自己在某件事上没做过相应的研究，最好不要“想当然”地下结论，我希望我也能一直抱着平等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公众号文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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